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蓝皮书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比上年略微减少0.1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在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得到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会在适当区间内出现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虽然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不断回流，从而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使用成本上升、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将不断减小，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另外，由于2017年较高的基数因素，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将有所回落。
从内需来看，虽然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的发展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高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但总体而言，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蹴而就，由于规模和时滞等因素，新的发展动能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因结构调整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信贷政策收紧，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会逐步回落，而政府债务、赤字水平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作用的发挥，从而使得2018年投资的拉动作用或将减弱。另外，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较大失衡，基尼系数依然居高不下，从而限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
2018年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新一轮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和激发我国的外部需求；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这对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将起到关键作用；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虽然2018年翘尾因素将成为推动CPI上升的重要力量，而上游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但是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且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另外，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个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个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0%，比2017年增长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为3.6%，增幅比2017年大幅减少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有所缓解。
预计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22.3万亿元，增长8.8%。
总之，2017~2018年中国经济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我国经济增长新基础初步形成，由降转稳拐点出现
经济增长企稳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新基础初步形成。2010~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10.6%降低到6.7%。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揽子计划”的全面退出；市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从31.3%降低到-7.74%）；国内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的投资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4.5%降低到8.1%）。经济增长新基础的形成：政策方面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强刺激转为适时适度调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发力；从偏重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并重，在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从偏重需求扩张转向稳需求与调结构、转方式、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加。市场方面，一是外部经济环境趋稳，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向明朗，受其影响，我国出口形势开始好转；二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正在积极解决，支持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特别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
全球化、国家战略等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2017年经济增长情况好于有关政府部门和多个权威机构的预期，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预测值应给出个区间，不是定数也许更好。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式在不断改进，政策分析的内容也应深化，以发挥预测应有的作用。
从我们对国家战略的研究工作看，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在增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从“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发布的资料看，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见，这体现了战略的引导作用，要把握经济发展就需要考虑并体现战略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准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新阶段，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把握经济总体态势，必须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做深入分析，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变化规律，在预测工作中体现这些规律，对于全国和地方而言都应这样。
从实践来看，新的发展理念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是国家战略和新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战略定力作用，成为我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国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成为制定宏观政策要稳、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战略基础。新发展战略和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我们要研究它的影响，以把握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
蓝皮书另外指出，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并行的，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提升，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值得重视的情况。各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利益不同，一国参与全球化的初期和后期所获利益不同，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各阶层获利不均，甚至有的阶层利益相对受损，引导全球化的国家可能感受到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比对本国更有利，而且全球化利益分配具有动态特征。各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我们是要面对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能进入或参与搭建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平台，这也是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原因。
有的国家表示出逆全球化的态度，这对经济全球化是不利的，但这是各国的选择，我们在对其非议时，应理性分析其中原因，衡量其参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利弊，分析总结其态度转变的原因。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近期和远期影响的利益评估，以及以“命运共同体”的思路评价共享结果等都很重要。要谋划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包括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建议将此列入2018年的谋划日程。谋划全球化有助于我们参与全球治理和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
现有对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没有能够将间接税有效地纳入分析框架，这对于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其财政再分配效应的影响较小,然而，由于我国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因此，将间接税排除在外，将极大地影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蓝皮书根据间接税归宿原理，将间接税划分为居民收入来源端间接税和使用端间接税，并纳入财政预算归宿分析、居民收入核算框架和MT指数测算组成的分析方法中。在此基础上，蓝皮书对我国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类重要的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综合测算，并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从全国、农村和城镇来看，财政再分配的效应均为负，其对农村的负作用大于城镇，即财政再分配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使用端间接税的负作用远大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支付税费的正作用，其对农村的影响大于城镇。
（2）不同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存在明显差别。从全国来看，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缴费和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为正，其合计贡献为93%，而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端间接税的再分配效应为负，其合计贡献为-191%；从农村来看，来源端间接税、转移支付的效应为正，合计贡献为8%，支出端间接税的效应为负，贡献为-107%；从城镇来看，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效应为正，合计为14%，社会保障缴费和支出端间接税效应为负，合计为-120%。
（3）中国与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财政再分配后也低于其他国家，但财政再分配的效应为负，不同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与10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也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为负，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正且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大，因此财政再分配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直接税的正向调节力度较弱，同时间接税的负向调节作用强。
为了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适应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变化，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此，蓝皮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这一方面可以增强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正效应，另一方面相应地减弱间接税的负效应。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一般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而在财政支出端增加调节收入分配的正效应。
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
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